篇一：党史实例800字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毛泽东在瑞金的故事
作者：曹春荣
来源：《党史文苑》2019年第01期
从1929年2月上旬首度进入瑞金地界，到1934年10月上中旬离开此地，毛泽东在瑞金度过了极不平凡的六个年头。六年里，中国苏维埃运动盛极而衰，毛泽东个人境遇也每况愈下。然而，疾风知劲草，岁寒识松柏，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以下几则故事，或许能略微表现毛泽东的伟大、过人之处。
“瑞金是个好地方”
1929年1月14日，为打破湘赣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下山向赣南游击。由于人生地不熟，为正面避敌，红四军专拣人迹罕至的赣粤边山地行军。即使如此，他们还是甩不掉敌军的轮番追击，且又时时受到沿途地主武装的骚扰偷袭，以至疲惫不堪。
2月7日，农历戊辰年腊月二十八，离除夕只有两天。是日，红四军由会昌进入瑞金地界，前卫部队在县城附近跟敌军交火，又丢了一个排。除夕当天，红四军担任前卫的第三十一团第三营走到瑞金县城北面的黄柏、院溪一带，与尾追之敌刘士毅部只有二三十里的距离。行军休息时，第三营战士们纷纷向营长陈正春和营党代表罗荣桓请战，陈、罗遂向军部反映、求战。而此时红四军后卫第二十八团第二营已和敌先头部队交火，一直打到天黑，算是阻止了敌人前进。
當晚，毛泽东在大柏地圩旁的王家祠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并部署利用大柏地南长约十里、小地名麻子坳的峡谷地形，打一场伏击战，消灭追敌，摆脱被动。
次日，大年初一，天亮前红四军各部进入阵地。不一会，天上下起毛毛雨，杂以时起时停的北风，官兵们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只有各人身上仅有的几发子弹保护得好好的。
下午3时，骄纵一时、邀功心切的敌军大队人马终于进入红四军的埋伏圈。麻子坳两面山上顿时响起一阵密集的排子枪声。敌人顿时惊呆，如瓮中之鳖横冲直撞不得脱身，遂作就地顽抗。战斗激烈进行，红四军指战员子弹打光了，就用树枝、石头、空枪和敌人搏斗。平时很少摸抢的毛泽东，也提枪亲率警卫排向敌阵冲锋。红军最终取胜，消灭敌人两个团，俘虏敌团长肖致平、钟桓以下800多人，缴枪800多支。
大柏地一战是红四军主力下山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它使红四军摆脱了终日被敌军追击的窘境，进而不战而下宁都，挺进东固。
1929年5月，红四军回到大柏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还人情”。毛泽东说：“我们上次在这里打仗借了老百姓很多东西，这次一定要偿还。”为此他们手执三角小红旗，分头向群众做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宣传，然后开会发钱。群众激动地说，红军真是仁义之师。当天，红四军离开大柏地赶往县城，在瑞金城里受到群众自发敲锣打鼓的欢迎。红四军指战员头一次见到这种场面，深为感动。毛泽东联想到此前瑞金人民就“如火如荼地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遂动情地对宋裕和等身边同志说：“瑞金是个好地方，一定要把这块革命根据地搞好。”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正式成立，毛泽东立下的宏愿初步实现。
1933年6月上旬，时值芒种节气，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从宁都开罢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返回瑞金，途经大柏地时恰逢雨过天晴，一挂彩虹高悬天际，群山苍翠欲滴，当年鏖战留在路旁农舍墙上的弹孔历历在目。面对此情此景，想起大柏地战斗的点点滴滴，毛泽东一股英雄豪气喷涌而出，瞬间写就壮丽词篇——《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有趣的是，毛泽东曾自谓作这首词时心情是“郁闷”的。这是因为他刚刚又在宁都会议上受到不公正的批评，申诉不成反遭斥责。惟其如此，更显见毛泽东以党的事业、革命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磊落胸襟。
东华山上办学堂
东华山，瑞金东郊的一座小山，距离叶坪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只有二三里。山上有座小庙叫福主庙，平时来庙里进香的人不多。1932年起，这山这庙的名气日渐为人所知，那是因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这里养过病，留下了令人心动的故事。
1932年1月下旬，毛泽东因连年征战劳顿和夜以继日工作，又缺少足够的营养与保健，身体日见消瘦。加上因党内争论和批判受到的委屈、不安更让他黯然神伤，遂萌生病休之意。在向中共苏区中央局请假获准后，他带着几个警卫员，上了中央总务厅为他选定的休养地——东华山。此时，福主庙无人住持，两边耳房便分别做了毛泽东和警卫员们的住房。
当晚，毛泽东一改前些日子不停地抽烟、踱步样，踏踏实实睡了个安稳觉。第二天一早，他就召集警卫战士开会，要大家讨论一下，怎样休好这个假期。警卫战士们早有计议，众口一词地说：“保卫主席安全，让主席休养好！”毛泽东望着大家笑问道：“还做什么事呢？”警卫战士可没想太多，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就说：“我提个意见大家考虑考虑……”原来，毛泽东想到这些穷苦人家出身的警卫战士大多是文盲，有心利用这段日子教他们学文化、学时事。他给大家制订了一个简单的学习计划：每天上午学两小时的文化，下午学两小时的时事，晚上自习一小时。警卫战士听了毛主席的安排哪有不高兴的，可又怕因此妨碍了毛主席休养，完不成自己的任务。毛泽东坦然说道：“你们不要为我担心。只要你们认真学习，不断进步，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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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天起，大家按照毛主席的安排开始了学习。每日上午，大家坐在庙后的大片红砂石上听讲，毛泽东竖起一块石板当黑板，用木炭作粉笔，教战士们识字，战士们则用木棍儿在地上比画着学写字。毛泽东风趣地把这儿称作“露天学堂”，“天当屋，地作纸，坐石上，学本事”。他规定战士们每天要学会5个字，做到会认、会念、会写、会解。为此，他教得十分细致，战士们学得十分用功。下午学习时事，毛泽东一一给战士们讲国际国内形势、革命的远近目标、党的政策策略、红军的宗旨任务等。每讲一个问题，他都以实例说明，深入浅出，让大家听得懂、记得牢。有时候，他还搞点小测验活跃气氛。看到战士们一天天在进步，毛泽东好不欣慰，气色便好了许多。
转眼到了腊月二十三，乡间过小年的日子。这天上午，中央总务厅的同志来到东华山慰问毛泽东，顺便给他送来一个月的津贴费和几条香烟。毛泽东让管生活的警卫员收下津贴费，将香烟退回，要总务厅转送前方战士。总务厅同志劝他收下无果，只得告辞。毛泽东让警卫员吴吉清送他们一程。
吴吉清一行在下山路上碰到几个当地老表，他们或抱只公鸡，或提篮花生豆子之类的小吃，说是要来山上感谢共产党、毛主席给他们带来好日子。吴吉清出于安全考虑，收了东西付了钱后，好说歹说把他们劝离回家。听吴吉清汇报此事后，毛泽东批评他说：“你怎么能不请老表们上来呢？这可是我们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的好机会呀！”打这以后，东华山上常有领袖和群众在一起谈心的场景，警卫战士们终于感悟到：这里还是党的群众路线课堂哩。
云山古寺运筹忙
1934年7月，为避开国民党空军的袭扰破坏，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以及各群众团体中央机关，悉数从沙洲坝迁驻云石山。此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圍剿”历经近十个月的浴血苦战，已无力回天，中共高层（由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正着手谋划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突围，即后来的长征。
云石山，位于瑞金城西近20公里，孤立于田畴之中，有平地拔起之势。山虽不高，却怪石嶙峋，曲径通幽，两道石门平添一股险峻之气。顶平如盘，盘中筑有一座三合院式古寺，周围遍植古木修竹、奇花异草。
古寺已逾两百年，东侧院门题额为“云山古寺”，两旁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古寺正厅大门两旁亦有对联：云拥如来此地无殊天竺地，石磨真性几人直步卖花人。两联联首一二字均点出地名，是为嵌字联也。毛泽东看了周边环境和寺院对联，不禁对同居此处的张闻天说：“这里倒真是修身养性的地方啊！”要问毛、张为何住到一块？原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他俩分任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而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此前两个主席职位均由毛泽东一人担任。对于这个人事变动，毛泽东固然不得其解，张闻天也不因“升官”而高兴。临时中央政府驻在云石山上，他俩便住到一块。
毛泽东与张闻天原本因政见往往不合而关系一般，这回两人难得比邻而居，面对日益凶险的局势，不免议论起决策层的种种失措，越聊越有共同语言，也就日渐相投、亲密起来。待到张闻天把对博古的不满一股脑儿向毛泽东倾诉后，毛泽东把张闻天视为好友。这为长征路上“新三人团”的形成，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反报告”的“重拳出击”，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虽然未能直接参与长征计划的制订和部署，但凭着坚定的党性、高度的革命事业心，依然力所能及地为长征的顺利实施劳心费力。他奉中革军委指示，在云石山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断断续续写成了约3万字的《游击战争》小册子，简明扼要地讲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游击队的战斗动作要则，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等，使之成为中央苏区军民坚持游击战争的指导性文件。他听了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的大弟毛泽民关于把“秘密金库”搬到兴国去的想法后指出，中央苏区眼看不保，只有把“秘密金库”的金银财宝取出，分散到各个部队保管才安全。毛泽民接受了大哥的意见，红军长征出发前，除由中央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的第十五大队掌管部分金条银圆外，其余的都分散给各部队保管，使用时照章办理手续。这些宝贝对保障红军长征给养，发挥了巨大作用。
是年9月中旬，中央苏区辖区已经剩下不多，红军主力突围迫在眉睫。毛泽东为红军安全脱险计，要求去赣南省苏驻地于都视察。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了他的请求，书记处书记、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特别叮嘱他：着重了解于都方面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在于都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收集到多方面的有用信息，他把这些情况和自己的判断及时电告周恩来，为中央下决心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作用。
10月初，毛泽东在于都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遂立马返回瑞金，先到梅坑中革军委所在地，向周恩来等详细报告了于都之行的经过、结论，然后回到云石山处理公私事务。所谓公事，就是按中央要求，召开临时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史称青山会议），布置红军转移的善后事宜。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红军主力撤离苏区的决定并作说明，强调指出革命是有前途的，大家要有信心，要把各自的善后工作做好，使留下同志能更好地继续斗争，更好地保护群众。所谓私事，就是安排自己和妻子贺子珍走后，儿子小毛的去处。思来想去，只有把他托付给留守中央苏区的小弟毛泽覃、贺怡夫妇照顾了。后来，因为环境日趋恶劣，毛泽覃两口子不得已把小毛寄养在当地老表家，最后不知所终。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离开瑞金等地，踏上漫漫长征路。毛泽东也离别了云石山，离别了瑞金。有好事者写了首《七律·云石山遐想》，叙说毛泽东在云石山的一段往事：
云山不老郁葱葱，古刹玲珑暮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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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基无言情切切，香樟有意叶重重。
前番共诉揪心苦，此日同歌遍地红。
得失从来无定数，求真不止是英雄。
责任编辑/马永义
篇二：党史实例800字
关注概念背后的权力操控和竞争关系。施米特认为，“国家”“社会”“阶级”“主权”等政治概念都是现代发明，最终目的不过是用来区分敌友，如果人们不了解某个词是为了“打击谁、轻慢谁或驳斥谁”，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些概念。斯金纳甚至声称：“不可能有概念的历史，①只有处于论战中的概念使用的历史。”中共党当然，“史无定法”，以上所述仅为笔者的一家之言，未必确当更不可能完整，中共党史研究者自然也不必全盘照搬概念史的理论和假设。但对基本概念做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构筑一个中共党史研究的概念谱系，显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笔者期待更多学者加入这一行列，共襄斯举。（本文作者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史上的重要概念也都充满了张力和斗争，如果研究者不能将其揭示出来，得出的结论恐怕会过于简单而难以令人信服。()$.!"#$%&!"/012杨
东
治学之道历来讲究门径方法。学术之精进，藉以科学之法，方可实现突破创新。中共党史作为一门重要学科，基本的理论方法虽已奠定，但如何推动和深化中共党史的学术发展，依然是学界同仁的目标和追求。近年来，学界倡行的新社会史、新革命史、新文化史等方法，都体现了学者们追求精要、拓展深化的学术关怀。但是，中共党史内容之丰富，绝非几种方法即可涵括全部。进一步挖掘新的理论视野，自当是党史研究者的学术目标。其中方兴未艾的概念史方法，应是中共党史研究不容忽视的新视角②。鉴于学界已有讨论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理专文，下文不再赘述，仅就概念史的相关问题，辅以笔者近年来的研究实例，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体会。一、研究中共党史重点关注哪些概念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留下的印辙或深或浅。较深者既有清晰可辨的事件原委，也有耳熟能详的特定概念。所谓“历史沉淀于概念”，对于中共历史而言更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日起，便以革故鼎新的强大力量，在除旧布新的革命征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表述概念。概念史研究方法就是我们解读中共独特概念的重要工具。质而言之，研究中共党史应重点关注解读以下一些概念范畴。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第一，重大理论的概念演绎与解读。中共是高度重视理论的一个政党。在共产党人看来，理论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③。故而，一个从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事革命的政党必须要有革命的理论。否则，不仅这个革命政党无法存在，而且这个革命政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也是无法取得胜利的。正因如此，中共自成立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为数不少的独特理论，这些理论应当是概念史关注的重要内容。比如“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革命理论，目前就很少有人从概念史的角度展开研究。只要稍具党史知识的人应该知道，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大理论创新，它初步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最终得以实现。这一理论是中共党人在长期革命道路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是中共党人集体智慧英〕里克特著，张智译：《政治和社会概念①
转引自〔史研究》，第１９８—２０１页。天津市高校思想政治课领航学者项目”
本文是“（ＳＺＫ２０１７０１０２）的阶段性成果。②
通过概念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已有学者进行过讨论，其中郭若平《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０１３年第５期）一文，就专门讨（《中共党史研究》２论了如何将概念史的方法运用到中共党史研究中。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１卷，北京三联书③
《９５９年，第９８页。店，１·３１·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的结晶。如果从概念史的角度探究这一理论，无疑会进一步增强我们对这一理论的认知。在中共理论发展史上，“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另一极为重要的核心概念，这一核心概念同样有其发展嬗变的历史轨迹。解读这一理论除了一般方法之外，概念史的方法视角不能缺位。通过概念史的解读，不仅能明确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如何产生的，更能进一步认识这一理论是如何运用的。概念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特定的概念不仅是简单的语词表达，更具有话语表述的建构功能。这种建构往往是在概念的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显然，这种新的视角对我们进一步理解“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第二，重要制度的概念史解读。制度往往是社会演进方式的决定因素，而制度变迁又是理解历史嬗递演变和国家兴衰的一把钥匙。以概念史的视角解读中共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制度，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众所周知，中共从成立之日起，便以革故鼎新的强大力量摧毁旧的制度并建立了新的制度，由此产生的一些独特制度，同样是概念史研究的重要范畴。如“苏维埃”即是中共在“以俄为师”的推动下建构的一项重要制度。“苏维埃”作为从苏俄移植而来的一项重要制度，它的概念演绎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无疑值得认真研究。又如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是中共在战时特殊背景下实施的一个独具特色的重要制度安排。如果从概念史的视野加以考察，特别是关于这一制度名称的概念表述及其具体使用，同样可以得到不一样的认知。当然，通过概念史的视角研究中共的一些独特制度，也可从基层的视角加以考察。笔者曾对民国时期的“县官称谓”以概念史的视角作过考察①，其中中共县域制度中的县官称谓经过了“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县长”等不同的概念称谓。通过研究发现，民国以来“县官”的称谓在不同制度结构体系下体现着不同的概念指称，这些概念指称反映在基层社会中并最终成为某种特定的政治文化符号象征。很显然，通过概念史的视角研究中共的一些重要制度结构，往往会得到不一样的学术认知。·３２·第三，重大历史事件的概念史解读。一部中共党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事件史。特别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影响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走向，而且已然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集体记忆。特定的历史事件往往是凝集特定历史时期重大信息的独特概念，这恰恰是概念史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根据概念史的基本理论，举凡一个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往往会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载体凝聚形成反映某个时期的独特历史面貌，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一个涵括重要信息的独特概念。而概念史则是语言史与事件史的纽带和桥梁，“它的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之间关②。由是言之，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载体形成的独特概念，当是概念史研究应该关注的重要范畴。以“西安事变”为例。作为举世震惊的一个重大事件，此次事件对于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西安事变虽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但也是各方都在言说的一个重要概念。爬梳历史文献资料，事变所关涉的各方对于这次事件的言说却有不同的概念指称。初起之时，有“西安叛乱”“西安兵谏”“西安兵变”之称，随后即有“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之称。不同的立场，对于此次事件有着不同的概念指称，由此反映了各自不同的政治文化观念。很显然，通过概念史的视角解读“西安事变”，的确可为进一步认识此次事件打开另一扇学术之门。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列并未涵括中共党史的全部，仅是在一般层面上的罗列举要。实际详情仍需研究者仔细爬梳、探迹索隐，结合社会变动的宏观背景，找寻独特概念的话语烙印和历史关联。二、概念史既要关注“概念”更要关注“历史”通过概念史的视野方法研究中共党史，固然是拓展和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取径，但是也要注意概念史内在的一些学术理路，其参见杨东：《民国时期县官称谓的历史迁变与基层映像》，《人文杂志》２０１５年第８期。②①〔德〕斯特凡·约尔丹著，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０页。中共党史研究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中最基本的理路就是要厘清词语、概念与概念史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一般意义而言，词语和概念可看作是一种表里关系。词语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概念则是思维的意识内容。概念由词语衍化而来，概念史研究自当从词语入手，但是词语并不等同于概念，概念比词语有更广泛的意义。兹以“抗日战争”为例。从“词语”的角度来看，所谓“抗日战争”在辞典中最为经常的解释是：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在中共倡导下，并在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引领下进行的一次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解释可称为词语解释。这种解释多半聚焦的是这个词语而不是概念。“词语”和“概念”尽管在很多时候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但在有些时候，特定的词语未必能完全表征一个特定的概念。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特定的“词语”可以表征和阐释这个词语自身的明确意义，但是“概念”在某些时候未必能简单赋予特定“词语”以明确的意涵。我们日常书写言说的“抗日战争”，明显是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话语表述，但是同样的战争在日本则是另一种表达。所谓“支那事变”“日中战争”“十五年战争”“大东亚战争”等，即是体现日本某种价值判断的指称。即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战争，由于对这次战争的看法不同，由此体现的立场同样有着明显区别。由此可见，特定的词语在某些时候并不能够完全表征特定的概念。换言之，特定的“概念”在很多时候要比“词语”体现更广泛的意义。那么“词语”在何种意义上可成为一个“概念”？“一个词语的意义总是指向其所意指的，无论其所意指的是一种思想，还是一个客体……如果意义的这种语境———词语是在这种语境中被使用的，并且是为了这种语境而被使用的———完全融合进词语自身，那么这个词语①。质而言之，概念虽非等同就成为一种概念”而是动态演变的。一如黑格尔所说：“概念的发展在哲学里面是必然的，同样概念发展的历史也是必然的。这种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各种多样②也正是由于如性的形态之内在的辩证法则。”此，才有了所谓“概念史”的视野方法。简单言之，概念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特定概念发展衍化的历史，主要聚焦的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在特定概念话语意涵中的延续、转变和革新。实际上，概念史既关注概念自身的历史，同时也是特定历史时空背景下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具体反映。换言之，概念史聚焦的是特定概念的话语意涵，反映的却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历史”。概念史尽管以特定概念在特定历史时空和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话语表述为研究基点，但是概念史最终要反映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和政治的结构变化。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概念史研究方案依托于两个理论前提：一是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二是这些概念本身有着自己的历史，走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概念史研究的旨趣在于，借助被考察的概念，重构社会史的色彩缤纷的截面并以此呈现整个社③会历史，从而为史学研究提供一种范式。兹以“长征”为例。中共率领工农红军进行的万里长征，既是一个重大军事战略行动，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概念。就一般意义而言，红军长征体现的是艰苦行军和长途跋涉的传奇经历，但是概念史视野下的长征反映的却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长征史”。长征既表征着国民党的长途围追堵截与红军战略突围之间的“追”与“跑”，也体现着红军在长征过程中的英雄主义气概和乐观主义的精神面貌。在这个意义上，长征体现的是“苦”与“乐”的叙事话语；长征是被迫转移的一次长途行军，所谓被迫转移是缘于“左”的路线错误，因此路线〔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７７—７８页。②③①于词语，但是特定的思想意识以词语为载体并被表象出来后，这个特定的词语就演变成为一个“概念”。“词语”具备了“概念”的表征，但是历史发展中的“概念”又不是僵化封闭的，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４３页。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８页。·３３·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话语又是构成长征概念的重要意涵；长征被迫转移是因为红军原有的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中国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摧残，但是红军绝境逢生长途跋涉落脚陕北，又使得中国革命起死回生，“长征”的概念必然会反映中国革命的辩证演进历程；曾经的红军遭受围追堵截危机四伏，到最终胜利入陕开启新的征程，转危为安的革命历程无疑构成了长征概念的一个重要表述话语。归根结底，表征“长征”的多重话语最终都①可归集于一种独特的精神积淀———长征精神。的言说意图。仍以“长征”概念为例。我们一般所说的“长征”多半是以中共为中心，但是爬梳相关历史文献，我们发现国民党话语中也有“长征”这一概念的表述。寻踪相关史料，在国民党的陈述话语中，也将国民党军的长途追击称之为“长征”。国民党追剿红军到四川后，蒋介石在为中央军的训话中即指出，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徒步二万余里的长征追剿，诸将士“诚不愧为三民主义之军队”。随后也有人这样说：中共把红军的“长途流窜”称之为“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迫使他们行程二万五千里长征者，正是国军的“二万五千里长追”，这是国军战争史上“艰苦卓绝的一页”。很显然，虽然国民党也在谈论“长征”，但是与共产党话语中的“长征”相比，其言说意图无疑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概念史研究的前提在于不同时期概念使用者所指涉的概念意涵不尽相同。因而，理解和探究一个概念，不仅仅是把握这一概念的词语意涵，“还要把握借助这个概念能够做的事情的范围”。换句话说，研究概念史的一个条件，是这一“概念”不能仅仅归结为其意义，“相反，③一个概念的意义维度始终与语言行动相关”。由此可知，概念史尽管围绕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特定概念展开，但最终反映的是特定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概念史与其说是将特定概念作为研究对象的史学门类，毋宁说是一种认识和探究历史的一种独特视角和方法。正所谓“历史沉淀于特定的概念”。作为党史研究者，尽管需要对一些特定概念的内涵演变进行专门的学术探究，但更要关注这些概念所反映的历史，特别是要关注这些概念与社会发展变迁之间的互动关联。一言以蔽之，概念史着眼的是“概念”，关注的应当是“历史”。三、概念史要关注概念言说者的话语“意图”概念史研究尤需注意概念的使用主体是在何种“意图”上使用和表述这一概念的。没有表述意图的概念史研究是不完整的，只有明确了概念使用者在何种“意图”上使用这一概念，才能准确把握特定概念的核心意指。任何一个概念的提出，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和意图，每一个特定的概念都承载着概念使用者的思想意义。故而，研究概念史不仅要关注特定概念的形成和演变，而且要关注概念的运用以及提出特定概念的目的和意图。这既是概念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概念史作为研究视野的重要特色。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概念史仅仅研究其中的话语言论尚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其中的意涵，我们“同时要把握这一言说的意欲效应（ｉｎｔｅｎｄｅｄｆｏｒｃｅ）”，不仅“要了解人们的言说（ｓａｙｉｎｇ），而且要知道他们在言说时的行为（ｄｏｉｎｇ）”，“要掌握言说的意涵，而且同②。也就是说，概念史时要理解言说者的意图”比如一般意义上的长征，仅是指红军的突围行动和战略转移。但是在随后的历史发展演进中，中共依然通过特定的话语言说来指涉长征。很显然，中共此时所言说的“长征”概念，显然不是指向了突围和转移，而是有着另外的表述“意图”。从红军长征入陕之后言说的“长征”，其意图已然在于如何化解和摆脱中共当时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危机。与此同时，日军侵华的步伐开始逐渐加快。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共话语中表述的“长征”概念又和抗日战争联结起来，也就是说通过“长征”来促进抗战，就成①参见杨东：《概念史视野下的红军长征———兼论中共在革命道路中的实践表达》，《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②〔英〕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７页。③〔芬兰〕凯瑞·帕罗内著，李宏图等译：《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７页。研究既要关注概念本身，更要关注概念使用者·３４·中共党史研究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为抗战语境下的另一个特定的“行动”概念。进一步考察，中共在后来所言说的“长征”，又和中共自身的象征联系起来，以期构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史诗般的长征”这一意识形态话语。将“长征”概念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起来，不仅突破了长征原本是战略转移和突围行动这一原初意涵，而且大大拓展了“长征”概念的思想意涵和话语张力。这样一来，“长征”实际已成为一个“建构性”的概念话语表达。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长征”更是以其独特的“话语意图”，成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资源。特定时空背景下形成的特定概念，在概念使用者的实际表述中有着明显的话语“意图”和特定意指。从这个意义上讲，特定时空背景下形成的特定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概念，而是一个“行动”的概念。概念的使用者往往会根据时代的要求赋予其特定的意涵，使其超越原初的一般意义从而进入到他所陈述的意义领域。这样曾经较为单一的概念因言说者的表述意图，便成为一个建构性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概念史承载的绝不仅仅是过往的历史，而是持续的记忆。人们正是通过这种记忆的持续，才使得某一概念获得了经久不息的生命力。概念史研究的意义，恰恰就从这一层面上体现出来。当然，作为方法论的概念史研究，它所包含的内容绝非以上几端，而是一种高度的综合体。它既关涉历史语义学的内容，也包括语言学的内容，又同政治、社会和思想等诸要素休戚相关。概念史研究同其他理论方法一样是舶来品。生搬硬套外来理论向来为学界所诟病，概念史研究也应避免落入这样的窠臼。且不说概念史在国内学界刚刚开始尚感生疏，任何理论方法都有其难以避免的局限，因而通过概念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自然要注意避免囫囵吞枣、生搬硬套。但是就总体而言，作为一种研究工具或研究方法，将此方法运用到具体研究中应当值得探索。特别是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的中共历史时空中，思想纷争异常活跃，相关概念层出不穷。这无疑为概念史研究提供了用武之地。当“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不同的东西（的）感觉，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新①的状态下，作为一种工具方法加以运用东西”无疑值得研究者认真对待。学科之发展，端赖借助科学之方法，方可实现中共党史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本文作者
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天津 ３００１３４）!"#$34()$"%&56789:;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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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 ２０世纪以来，英美哲学历经“语言学转向”，不少学科都尝试运用概念史的理论与方法，实现对既有知识体系的反思与自我建构，历史学亦不例外。当前，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将概念史研究范式运用到中共党史领域。然而，党史领域哪些概念值得研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则尚待厘清。“词汇必须经过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不断被使用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意义和指向功能，并被固定和认可，才能成为‘概念’”，但并不是任何一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②个概念都能够成为概念史研究的对象。概念史探讨的是那些在中共历史上发挥着“基本”作用且具有社会进程指示器、推动器功能的“概念”。当然，这些概念应具有回溯性和前瞻性，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①
黄宗智：《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共产党宣言》汉译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１４ＣＫＳ００８）的本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研究”（阶段性成果。概念史：观照现实的思想史研②
李宏图、周保巍：《究》，《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５年６月３日。·３５·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