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度“十四五”党课专题讲稿：“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与新特征（2022年）,供大家参考。
“十四五”党课专题讲稿：“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征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2021年全国两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个规划纲要确定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擘画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指导经济社会工作的纲领性的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讲，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无论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都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
我们先谈一谈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均发生了深刻调整。世界大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从全球经济、贸易、投资、产业布局，还有治理体系变革等方面来看，“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将呈现以下发展态势：
一是世界经济有可能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放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就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期，增速显著放缓，国际贸易增速持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跨国直接投资也趋于回落。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得世界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陷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下降。2020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全球经济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改善有所回升，但未来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还将受到疫情防控形势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因此，未来几年，特别是“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有可能处在持续低迷的态势，出现强劲复苏的可能性较低。
从近30年来世界经济的增速看，世界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尽管常有一些波动，但总体是向上增长的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世界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此后，随着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效应逐步减退，世界经济在这次疫情之前也处在疲弱的复苏状态，走势并不强劲。从目前看，今年世界经济有可能出现恢复性增长，增速有可能达到5.5%。但是除去2020年的负增长，今年世界经济总量仍然很难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从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走势的相互关系看，金融危机之前和金融危机之后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金融危机之前，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增长时期，国际贸易增速持续快于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平均来看，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贸易增速应是世界经济增速的2倍以上。但金融危机之后，在多数的年份国际贸易增速低于世界经济增长。这反映出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退潮，逆全球化的趋势增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使得贸易的增速低于经济的增速。受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国际贸易的回落幅度较大，接近10%。
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看，2015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曾经达到了历史峰值，此后逐年回落。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基本上稳定在1.5万亿美元左右。但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量下降了42%，仅有8590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只有2290亿美元。而新兴市场国家基本保持在6000亿美元以上的增速。2020年中国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由此可见，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特别是企业并购产生的影响比较大，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也进入了低迷期。未来要想重新恢复到比较快的增长态势，仍然需要很长时间。
从我国的情况看，近年来我们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尽管2020年我们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我国利用外资仍然达到了1444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冲击很大，美国吸收外资大幅度回落。同时，我们的对外投资仍然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稳定水平。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项目仍然保持较快增长。
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2021年关于世界经济最新的预测。根据最新预测，2021年世界经济有望出现5.5%的恢复性增长，但前提是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就目前的全球大环境而言，在“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速与历史比，应该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二是国际分工深刻变革，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加快。一方面，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发生深刻变革。特别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为引领，生命健康、先进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相互促进、交叉融合，科技创新进入了大融通时代，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迅猛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发生了深刻重组。
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更加凸显，各国内顾倾向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向多元化、区域化方向发展，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以往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时期，以效率优先为导向而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在加速向以安全可控优先方向调整，所以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格局在我国“十四五”时期将发生更加深刻复杂的变化。
三是经济全球化势头继续减弱，国际治理体系呈现“碎片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化收益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出现了社会撕裂，民粹主义盛行，对外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经济、贸易、投资问题政治化。在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较量依旧激烈，经济全球化的势头仍有可能减弱。围绕着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公共卫生领域挑战等方面的博弈和斗争可能更趋激烈，国际治理体系变革达成共识的难度在上升。所以，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势必要在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和推动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发展。
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也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发展的内部条件也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一是我国仍处在成长的上升期，但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在加大。我国仍处在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发展的内生动力依然强劲，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与此同时，我国也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以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有很大的改变，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加大，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进入了中高速增长区间。其中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结构调整、协调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压力和需要前所未有。所以，未来一个时期，经济潜在增速仍有可能继续有所回落。
《纲要》没有像以往对整个未来五年提出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而是强调每年度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年度增长目标，这也是考虑到未来的发展环境有很大不确定性。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充分的信心和条件保持经济适度的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从2007年达到峰值以后逐渐回落。特别是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平稳，增速比以往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当然这反映了我们的经济结构有重大变化，经济增长目的在转换。所以，“十四五”时期，我国仍将保持中速到中高速的增长态势。
二是我国已经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我国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过去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逐渐被摒弃。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有机统一，已经成为新发展导向。但是，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我们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依然艰巨。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不意味我们已经实现了高质量发展，而是意味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来推动经济发展的阶段，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本身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过去几年我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绩看，我们的经济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从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看，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去年已经达到54.5%。包括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现在在经济中占比已在40%以下，农业总体维持在接近10%的水平。这种结构变化，与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路径的一般规律是相符的。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经济已经由过去工业主导型的经济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
由于服务业的占比上升，也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更加稳固。过去在工业主导时期，工业周期性比较强，所以，往往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现在服务业占比提升到50%以上以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以上，这也使得我们的经济运行比以往更加稳定。这种结构变化，也使得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总体趋势是有所减弱的。另一方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增加。过去几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是60%以上，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60%现在都来源于服务业。
从贡献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分解来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最大的。由于这种变化，我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新变化，特别是服务业占比的提升，使得服务业成为过去几年吸纳就业唯一保持增长的产业。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们吸纳就业的最主要的渠道。从就业方面来看，我们还要依靠更多的服务业来创造就业。
近几年，我国每年新增就业超1300万人，去年受疫情冲击影响，我们的城镇新增就业有所回落，但也实现了目标。这说明，我国经济结构在发展过程中为保持就业稳定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三是“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难以维系。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紧迫性在上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发挥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成为世界工厂，这种发展模式有力带动了经济快速发展。
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要素条件的变化，这种两头在外，也就是市场和资源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近年来明显减弱，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受限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加凸显，经济安全的风险增大。
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配套齐全的完整产业体系。我们本身具备内部循环的大国经济优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所以，在“十四五”时期，我们要继续顺势而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加快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对外贸易，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都是两位数增长。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缓慢、外需减弱，我国的外贸出口增速也在减弱。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总体看，我们的对外贸易增长潜力已经被挖掘得差不多了，和以往相比，再出现高速增长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了。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内外需占GDP的比重也明显回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最高达到过8.7%，接近10%的水平。因此，外需对我们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2020年我们经常项目顺差仍然接近3000亿美元，但是占GDP比重只有2.0%。2020年，我们的GDP按照人民币计算是101.6万亿元，折合成美元是14.7万亿美元。
现在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内外的均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现在被提出来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情。从需求方面看，消费、投资、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反映出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与此同时，我们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比过去在持续提升，已经超过50%。但是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消费占比仍相对偏低。
从生产角度看，我们的服务业占比超过一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从支出角度，或者从需求角度看，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接近60%。所以，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跟以往相比有很大变化，我们不再过分依靠投资、工业。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征
“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既应对了国际环境深刻变化，也是我国在当前阶段的主动选择，更是对“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战略部署。因此，必须深刻理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将呈现以下新趋势和新特征：一是更加注重扩大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将更加明显。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要求我们坚持扩大内需，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各个环节，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我们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从以往看重国际市场为主，转向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我们有这方面的条件。首先我国有14亿人口，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连续多年超过14万亿美元，大概是美国的70%。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十四五”期间，按照世行的标准，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可能最终达到1.2万美元以上，进入高收入国家行业。
同时我国还有4亿多的中等收入群体。2019年，我们的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了40万亿人民币。2020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出现了负增长，大概是39万亿元人民币。但总体来讲，我们国内消费品市场规模大概是6万亿美元左右，可以说和美国现在的市场规模相当。但和美国相比，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的市场是全球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
当前，我国还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产业升级、城镇化建设、中西部地区的建设都将不断释放出投资需求潜力。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最大的竞争力。我们完全有条件依托强大的国内市场来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当今世界，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我国有全球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这也是我们能够实现扩大内需，支撑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底气。
但是当前，我们的国内大循环还不够通畅，突出表现在国内统一的大市场尚未形成，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还有很多门槛，要素商品流动还受很多因素影响。另外，我们流动体系的现代化程度不高，交易成本也较高。虽然近年来，我国的物流成本持续下降，但是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较高。2019年，我们的物流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仍高达14%以上。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只有8%。所以，我们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还有很多空间。现在我们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深化改革降低流通费用。
当前，我们的金融、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发展也不均衡，这均妨碍了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流通，同时，我们的体制机制问题也较多。这些现象不仅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循环，也制约了消费和投资需求潜力的释放。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发展问题，实际上是改革问题。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潜力。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深化改革，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有效释放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内需，更加注重和加强需求侧的管理，构建扩大内需的有效机制，全面促进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在稳定汽车、家电等传统大宗消费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合，进一步扩大养老、健康、家政等服务消费，进一步净化我们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提量升级。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像5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一些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和市政设施升级。
“十四五”时期，我们在落实扩大内需方面有一系列的举措，除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一些有利于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以外，我们在促进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方面还有很多具体的举措。扩大消费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提高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近年来，我们的最终消费比重已经超过50%，呈现上升的态势。但剔除政府消费后，我们居民的最终消费还低于40%。也就是说，我们在扩大内需方面，除了稳投资外，重要的一点还是要扩大消费。扩大消费除了从营造消费环境入手外，更重要的是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切实有效提升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近年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虽然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2020年有明显回落。所以，这既不利于当期经济可持续的恢复，也会制约我们未来的发展。
二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将不断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推动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关键还是要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从而让国内大循环有效运转起来。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首先，在国内大循环中，供给和需求必须循环起来。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完整的配套能力。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供给体系大而不强，特别是一些传统低端领域的产能和供给持续过剩，而很多新兴的高品质服务供不应求。所以，在居民消费加速升级的态势下，我们的供给体系大而不强、大而不优，供给结构难以适应消费需求变化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我们国内循环之所以存在很多堵点和断点，最主要的方面是我国有很多个性化的需求。有时，国内的商品难以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所以，有很多人到国外去采购。
要解决国内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还是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我们的供给体系能适应国内需求的需要，那么庞大的国内需求就会刺激我们的供给不断创新，我们的工业、服务业也就会更好地发展起来。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矛盾既有供给侧的，也有需求侧的。但深入分析后，我们的判断是，矛盾主要还是在供给侧。供给体系不能适应需求变化。如果我们仅仅是扩大内需，而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内需供给就很难能支撑经济增长。所以，我们必须把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着力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不断增加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和品种，提高它们的质量和品类。“十四五”时期，我们还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要用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来创造和引领新的需求。
三是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保障将进一步强化。当前，国际上围绕着优质要素资源的争夺在不断加剧，我国正处在由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的阶段。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高端设备“卡脖子”问题还比较严重，所以，断供风险难以完全排除，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已成为重大课题。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候不掉链子是一个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也是大国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所以，我们必须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十四五”时期，我们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战略支撑，依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的核心技术，强化对关键领域、关键技术、关键产品的保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我们还可以依托国家超大规模的市场和完备的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在加强科技创新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的部署。
从“十三五”以来，我国在科技投入方面不断加大投入，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在一定程度上也等于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剔除资本和劳动的贡献以外，经济增长和其他方面的贡献是来自科技进步方面的。我国科技的不断提升，与我们加大研发投入经费有关。
此外，无论在加强国家科技创新力量，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还是市场引导企业创新主体以及激活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等方面，我们都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四是要发展壮大战略新兴产业。“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既面临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加快向各产业渗透和融合发展的重大机遇，也面临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约束强化的巨大挑战。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是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加快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将进入大规模产业化、商业化应用阶段，成为驱动产业变革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十四五”时期，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十四五”时期将坚持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转型行动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各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跨界融合发展，大力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以提升竞争力和产业集中度为导向，把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依托产业园区和自贸区等平台，推动企业、科研单位、金融机构等有效集聚，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五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四五”时期，我们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机构如果脱离实体经济去搞以钱生钱的自我循环，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是金融危机，最终也会危及到金融自身发展。因此，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金融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新发展阶段，金融工作要主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主动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形势，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薄弱环节，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指导意义。2020年，从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过程中，我们看得很清楚，普惠金融大量发展，引导更多金融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不断降低实体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严控资金流向房地产、股市。“十四五”时期，我们将从体制机制建设入手，综合施策，引导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从宏观层面看，重点做好金融领域跨周期政策设计，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使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
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和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
从微观层面看，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入激励相容机制，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更多投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进一步疏通金融体系流动性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支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支持创新层面看，我们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建设，围绕创新链和产业链打造资金链，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形成金融、科技和产业之间的良性循环。
从优化结构层面看，我们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更好服务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
从完善货币、监管、税收等制度入手，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
实施政策性业务和商业业务分账管理，提升支持国家战略的能力；
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统筹规划建设管理适应金融双向开放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确保金融基础设施安全运行。
从防控风险层面看，我们要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方针及时处置各类风险隐患，加快构建宏观审慎加微观审慎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管理体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六是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特征更加鲜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要搞封闭的内循环，畅通国内循环与参与国际循环是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而不是割裂或对立的。
国内大循环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础，畅通国内大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有利于我们更好参与国际循环。
坚持开放合作、主动参与国际循环，可以更好地联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深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互动，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新动力。
因此，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的“中国机遇”，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机遇和成果。“十四五”时期将以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为方向，健全制定内外贸、内外资统一的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清理涉及外资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限期废止或修订同对外开放大方向和大原则不符的法律法规或条款，加快推动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制度保障。
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探索实践更高水平更高标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加快金融等服务领域开放，促进制度型开放。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五通”合作，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扩大西部和沿边地区开放，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世贸组织改革，开展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出更多中国倡议、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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