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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大钊及中国共产党创建
李大钊是中共创建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他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强调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并发起筹建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前提条件。李大钊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方面有着突出表现，为中共创建奠定下思想基础。
李大钊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学习过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原著研究等课程，并受到早稻田大学教授安部矶雄带有宗教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法国学者伯格森“创造进化论”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唯物的辩证的宇宙观、进化的历史观和创造的进步的人生观”。
1917 年 1 月，《甲寅》日刊在北京创刊，李大钊受章士钊之邀任该刊编辑。他关注并研究俄国二月革命的经验以及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的作用，连续写下《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文，指出俄国革命对世界和中国的最大影响在于其表明当今时代，不仅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已经没有价值可言，官僚主义政治也没有存在余地。李大钊认为世界大战之后，民主
2 主义必将有新的发展。
1917 年 11 月（俄历 10 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在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联合政府，成立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面对这一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政权，李大钊抱着浓厚兴趣，广泛搜集、研究相关的资料，认真思索十月革命将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据到日本留学时与李大钊共同组织神州学会、结下深厚革命友谊的林伯渠回忆，大约在 1918 年春天，他“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信中详细地给他“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这使得他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启发”。1918 年 7 月，李大钊写成《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首次向国人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这是他研究十月革命的思想结晶。
1918 年 1 月，李大钊接替章士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0 年初，他被聘为史学系和经济系教授，先后开设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以及《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讲座。李大钊不仅在北大讲授，还到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私立朝阳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校开课或作讲演，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正如李大钊所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
3 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毛泽东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随着对十月革命研究的深入，1918 年 11 月 29 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为庆祝协约国战胜”于中央公园举行的演说大会上，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讲。讲稿发表于《新青年》5 卷 5 号，同期发表《Bolshevism 的胜利》（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李大钊已深刻认识到十月革命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代表了新时代的精神，将有无数国民的革命连续而起，并首次提出奉马克思为“宗主”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他满怀激情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 年 12 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创办《每周评论》，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军阀黑暗统治，介绍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时期，李大钊在《新潮》、《国民》、《晨报》、《每周评论》、《新青年》上发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战后之世界潮流》、《劳动教育问题》等多篇文章，提出新的民主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它与妇女解放、劳动问题、农村改造均有着密切关系。1919 年 4 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 16期上，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摘译，并在按语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进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
4 文书。”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更加全面、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 年 5 月 5 日，李大钊协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加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力度。同年 9 月至 11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写这篇文章，他不仅采用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查阅了一些英译本马克思著作，表现出他严谨认真的态度。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3 个方面，比较系统、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指出这 3 个组成部分“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文章还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该文标志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系统化，不少进步青年就是通过学习李大钊的这篇文章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
李大钊还批驳了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与李大钊一起倡导新文化的胡适，不认同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做法。1919 年 7 月，他在《每周评论》第 3l 号上发表《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公开表示反对。李大钊给胡适写了一封公开答辩信，表明自己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兴
5 趣，并指出，要使中国社会制度得到根本改造，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主张“应该研究他，介绍他”。
李大钊不仅仅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将主义与理想付诸社会实践。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他更加注意培养进步青年和干部，并以他们为桥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五四前夕，李大钊已经认识到劳动人民的力量，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从1918 年下半年到 1919 年 4 月，李大钊领导、团结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北京创办“北京学生救国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国民社”、“新潮社”等众多团体，开展各种活动，将改造社会的理想付诸于实际行动。这些社团虽不是马克思主义团体，但其活动，包括讲演及刊物登载文章，均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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