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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评：推进药价市场化改革，促进药品价格理性回归 5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委联合发文，决定推进药品价格改革，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逐步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药品价格的直接干预。政府的角色将转变为药品市场竞争秩序和合理价格形成机制的维护者。这是对党的十八大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精神的深入贯彻，也是对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的“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创新管理”要求的深入落实。
将药品价格更多地交由市场来决定，政府部门更好地发挥监督监管职能，对我国医药产业价格管理进行适当松绑，有助于促进药品市场价格保持合理水平，有利于解决经典低价药品的消失和鼓励医药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问题。此次药品价格改革，以市场竞争形成价格为核心思想，强化医药费用和价格行为的综合监管，完成了科学合理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顶层设计。
取消政府定价后，人们不免会担心药品费用会大幅度上涨。而实际上，放开药价并不等于放任不管。确切地讲，只是改变了政府对药品价格的管理方式。坚持“放管结合”，由原来的政府“单只手”管制药品价格转变为更好地发挥政府、市场“两只手”作用，由原来的直接限制药品最高零售价转变为通过强化对医药费用和价格行为的综合监管，来引导市场价格秩序，从而实现政府对药品价格的间接管控。有关部门将从完善药品采购机制、强化医保控费作用，强化医疗行为和价格行为监管等方面进行综合监督，群众负担基本不会增加。
取消政府定价后，绝大部分药品的交易价格不会明显上涨。由于药品采购机制和医保控费机制的作用，占大多数的竞争充分的药品，药品价格不具备大幅度上涨的条件，价格不会因为取消最高零售限价而明显上涨；而竞争不充分的药品，比如中成药独家品种、专利药品等，将面对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历史价格和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的约束。即使部分药品由于竞争状况、原材料成本、市场供求等原因变化发生了价格的大幅上涨，也会被另一道屏障——价格行为监管机制及时发现并加以控制。
然而，也不能完全排除少量药品价格会有一定的合理增长。不过，价格合理的上涨未必是坏事。例如，一些低价经典老药价格的合理上涨，有助于解决因历史原因导致的成本与价格倒挂问题，有助于保障这类药品的有效供应，从而可以通过替代较贵的同类药品实现总医药费用的节约；对于罕见病用药，a 为了保障药品的可及性，允许其合理地提高价格，有利于改善罕见病患者的健康福利。此外，创新药品价格的合理上涨，有助于激发医药企业的创新热情，有利于我国医药产业做大做强。
其实，群众的药品费用负担并不仅仅取决于药品价格，还取决于用药结构和医保保障水平。在理顺药品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医疗行为的监管，实现合理医疗（包括合理用药），改善用药结构，有效降低药品费用支出。同时，医保基金可以结合群众的承受能力，对价格合理上涨的药品适当提高保障水平，就可以保障群众负担基本不会增加。
推进药品价格的市场化，努力谋求患者利益和产业利益的平衡，完善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维护市场良性竞争的秩序，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和医药产业健康发展。（作者为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所所长）
新华网评：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的“三把刷子” 5 月 12 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
5 月 12 日，国务院召开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李克强说，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他强调，必须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管齐下”，把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向深入，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所有社会成员拥有施展才能的公平机会，共享改革红利和发展成果。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既是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开创新局的施政“先手棋”，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深化职能转变工作的“着力点”，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的“三把刷子”。此次以总结经验、正视问题、厘清思路、明确目标为主要内容的专题会议，向社会传递出了中央“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的坚定决心和改革魄力，其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攻坚破难的积极效应值得期待。
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简政放权。尽管两年多来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不断释放、政府治理能力和廉政建设水平持续提升的改革成效有目共睹，但其与人民群众期待之间存在的差距同样不容忽视，尤其是一些改革措施不落实和不配套的“中梗阻”问题亟待破解。李克强总理日前批评的“你妈是你妈”的奇葩证明和报送全国劳模材料要盖 8 个公章的情况就是典型案例。转变政府职能，需着力破除审批“当关”、公章“旅行”、公文“长征”等行政乱象，砍掉不合法、不合规、不合理的收费和各种行政管理中的繁文缛节，以完善“三个清单”的刚性制度管权限权，便民利民惠民。
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坚持放管结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其核心就是要保持“放”与“管”的有效平衡。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
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坚持放管结合，就要完善和用好权力清单制度。既要加强权力制约，防止超出“清单”行事的乱作为；又要努力恪尽职守，防止履职缺位的行政不作为。要破解权力集中、大包大揽的行政弊端，戒除慵懒散的机关顽疾，该放的权力大胆放手，该管的事项管住管好，力避失之偏颇、失之于软及“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行政怪圈。
转变政府职能，必须致力于优化服务。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既是践行党的宗旨的实践需要，更是人民政府执政为民的分内天职。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就是要打造践行法治、勇于创新、廉洁高效、服务人民的全新政府。无论是给市场松绑的“放”，还是用好手中权力的“管”，其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应该是为人民造福。这就要求各级政府秉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尊重与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以创业创新需求为施政导向，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努力在政策、融资、统一平台、法律、知识产权等方面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让创业门槛更低、创新天地更广，努力促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的巨大发展合力。
媒体聚焦“证明亲妈”：破解之路何在 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他需要提供他母亲是他母亲的书面证明。据了解，这样的奇葩“证明”不在少数。很多人在办事过程中遇到过类似令人啼笑皆非的证明：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结过婚，要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要证明你没买过房……（4 月 8 日《人民日报》）
新华网评：
破解“我妈是我妈”式证明的尴尬 要解决老百姓为了一纸证明跑断腿的困局，就必须打破政府职能部门间的信息“壁垒”，让信息能够在各职能部门间无阻碍“通行”。把大数据引入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推进“互联网+”战略，将互联网平台与信息通信技术深度融合，真正实现互联网模式对传统办公模式的更新换代。
新华每日电讯：
切莫把简政放权简化为“技术活”
“无证明，不存在”的行政管理手段,，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服务主体与客体的倒挂。要求个人提供诸多证明才能获得某种服务，其直接目的往往就是让服务部门免除了信息筛查成本和后续的责任承担风险，是以个人的“多劳”来换取行政部门的“永逸”。它未能站在服务对象的具体立场来思考行政作为，在根本上还是一种行政本位与权力本位。
新京报：
“我妈是我妈”该怎么证明？
根治证明过多过滥过奇问题，当务之急要打破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从某种程度上说，打破行政壁垒就首先要破除部门“利益壁垒”，难度可想而知。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行政化，向来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顽疾，也是简政放权的重点和难点。这些大大小小的证明，都是权力的象征，每一次办证都彰显了权力的存在，想让部门简政放权无异于割肉。
中国青年报：
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 事实上，这暴露了公共信息服务存在短板，在公民的户籍、医疗、教育、就业、婚姻、生育、违法犯罪等身份信息管理上，处于分散、割据、不系统的碎片化状态，一些政府部门之间壁垒森严，信息不能共享，无法跨行业、跨部门查询公民的相关信息，部门与部门之间又互设门槛，需要公民提供部门认为非常关键的证明，于是导致公民不得不在各个政府部门之间来回折腾。
长沙晚报：
“证明亲妈”羞辱了谁 在一些部门看来，审批就意味着对权力和资源的拥有，甚至可成为其攫取利益的筹码，尽管当下的信息快捷传播手段足以能够让部门融通、资讯共享、平台整合，从而成就“全国一盘棋”的一统格局，但出于懒政不为的自闭心态和对既得利益的难以割舍，他们宁可固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不愿简政放权和与人联手。
京华时报：
以简政放权为“奇葩证明”减负 现在是信息化社会、大数据时代，把部门信息、公民信息连通起来、共享起来，并不难办。如果实现了综合数据联网，就可以由相关部门内部调取，不用公民再去办那些累人的证明了。这当然有个实现过程，但只要把百姓的事情放在心上，总想着如何服好务、办好事，问题就会逐渐得到破解。
钱江晚报：
证明这件事儿，到底有多难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找工作要开“品行证明”、卖房子要开婚姻状况证明、办公司创业要开“不扰民证明”……还有更窝心的，是异地养老的老人，每年都要拿一份报纸，拍一张照片寄回所属社区，证明自己还活着。吊诡的是，社区是跟老人打电话联系之后，才布置的这个“作业”。亲耳听到声音还不能证明自己活着，真是“无图无真相”的现实版。
广州日报：
以信息共享破解“奇葩证明”难题
“奇葩证明”的最直接原因在于，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信息没有共享，根本的原因在于行政壁垒的存在和服务意识的缺失。以一个非常简单的证明——“无房证明”为例，
对于房产部门而言，如果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动产信息能够共享，则“无房证明”根本不需要开具。
南方日报：
证之殇，孰之过
“中国人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去办证的路上。”这句广为流传的调侃之语，道出了“人在证途”的无奈和不满。当然，有一些证明是必须的，但有些则看似“证出有名”。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这类证明花点钱、找找人就行，或者在没有知情权的社区盖个章也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类证明证件完全没有存在必要。
[点赞“四个全面”]“四个全面”的哲学方法论基础 大国复兴需要思想引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中，特别注重思想的力量，尤其注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难题和问题，深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
实际上，一个民族要复兴，没有高瞻远瞩和深思熟虑的战略布局几乎是不可能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科学判定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世界发展形势，精准把握时代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以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谋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根本上是运用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是坚持历史发展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
一段时期以来，西方对中国有一种误解和误判，认为中国的成功，对内主要靠“摸着石头过河”，对外主要靠“搭全球化便车”，由于缺乏自身明确的“顶层设计”与“价值观特质”，因此中国的成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可持续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有力地回击了这种误解和误判，它表明中国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基础上逐渐形成“价值自觉”和“价值自信”，将有力推动从“物质中国”和“经济中国”走向“精神中国”和“价值中国”。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问题。概括起来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总量领先下的人均落后，先富起来之后的共富挑战，资源环境约束下的转型压力，创新能力与发展需求脱节，国内外安全风险叠加交织，治理现代化目标任重道远。破解“中国问题”既要坚持历史发展规律，科学发展，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顺势而为。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融合了“历史视野”（过去、现在、未来）、“政治视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寻求最大公约数）和“世界视野”（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一带一路”战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真正做到了反思历史又不囿于历史、立足当下又不陷于物化、追求梦想又不流于空想，既坚持历史必然性，又坚持价值合理性。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穿着“大局思维”和“系统思维”。习近平总书记主要从国内、国际和党的建设三个维度，对“大局思维”和“系统思维”作了深刻阐述：从国内看，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国际看，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从党的建设看，就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根本保障。
如何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键就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