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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文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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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巩县 20 世纪杜甫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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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 世纪中国大陆的杜甫研究深受新旧文化、 东西文化交互撞击及多次政治思潮的影响，以 1949 年、 1976 年为界呈现出三个时期， 依次表现出剥去封建时代加给他的“圣化” 的外衣、 只把他作为普通诗人来研究， 将他视为时代的代言人； 被送以“人民诗人” 的桂冠与将“扬李抑杜” 推到惊世骇俗地步的大转折； 正本清源后全方位的中兴、 总结及努力建构杜诗学史的特点。
关键词 杜甫研究 诗圣 情圣 集大成
杜甫（公元 712--770）
， 汉族， 字子美， 世称杜少陵、 杜工部、 杜拾遗等自号少陵野老， 生于河南巩县， 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 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 乃父杜闲。
我国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与李白并称“大李杜” ， 人称“诗圣” 。
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
20 世纪中国大陆的杜甫研究基本经历了肯定、 否定、 再肯定的曲折过程， 杜甫“情圣” 、 “诗圣” 、 “集大成” 和世界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最终得以确认。
现分三部分加以综述。
(一) 杜甫研究的新拓展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西学东渐， “民主” 与“科学” 的启蒙主义鼓荡人心， 为杜甫研究开辟出新的境界。
1922 年 5 月 21 日， 梁启超在诗学研究会上的演讲《情圣杜甫》 针对道德标准第一的“诗圣” 提法， 首开以西方文论中的“真善美” 标准论杜的风气， 并封杜甫“情圣” 的徽号——包括情感内容的丰富、 真实、 深刻性与表情方法的极精熟、 鞭辟入里。
杜诗“价值最大者” 在于以“半写实派” 的手法“描写出社会状况” ， “讴歌出时代心理” ； 即使是“哭声” 也“是三板一眼的哭出来， 节节含有真美” (1) 。
接下来用“真善美” 、 “写实主义” 评论杜诗的是胡适、 苏雪林、 吴经熊等人。
胡氏在其《白话文学史》 中用较系统的社会学方法、 从文学思潮与时势变迁的关系中研究杜甫和杜诗， 认为安史之乱是“呼号愁苦的文学” 、 “痛定思痛的文学” 的时代， 这正是杜甫“问题诗” ——“表现人生” ， 即表现“民间的实在痛苦， 社会的实在问题， 国家的实在状况， 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 ——产生的土壤。
所以他在同书《李白章》 的最后说：
“杜甫是我们的诗人。
” 离乱中杜诗的风格更趋于真实深沉、 平实忠厚。
然而由于胡适力倡白话， 将“多用白话” 视为杜甫“晚年的一大成功， 替后世诗家开了 不少的法门” ， 并大大影响到宋诗，又将滑稽风趣定为晚期杜诗的“特别风格” ， 其间虽有独到的发掘， 但未免失之偏颇。
他视杜甫晚年律诗为“用来消愁遣闷” 的观点， 尤为后人不取。
苏氏《唐诗概论》 誉杜甫为“写实主义开山大师” 。
她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 与“李白逃到天上， 王维、 裴迪逃入山林， 高适、 岑参则爽性逃归静默” 不同， 他“不但不退避反而迎上前去， 细心观察它， 解剖它” ， “严肃地沈痛地喊出时代的痛苦” ， 从而“成为唐诗一大宗派” 。
杜诗不
仅是“诗史” ， 而且在“伟大人格的映射” 与“诙谐趣味的流露” 方面无不表现出“真实” 。
吴氏《杜甫论》 也高度评价了 杜诗真、 善、 美的写实主义艺术成就。
以诗人兼学者的眼光研究杜甫的闻一多于杜多有发明， 他的《杜甫》 既以坚实的旧学作其依托， 又有新眼光、 新方法及新文艺的感染力， 他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更是“把眼光注射于当时的多种文化形态， 这种提挈全局、 突出文化背景的作法， 是我国年谱学的一种创新， 也为历史人物研究作出了新的开拓。
” (2) 后来由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 中记述了闻一多对杜甫这样的看法：
两汉时期文人有良心而没文学， 魏晋六朝时期有文学而没良心， 杜甫则二者兼备， 有良心也有文学。
可谓灼见! 朱自清《诗多义举例》 以多义分析的方法评析杜诗， 能够解决由毛公《诗传》 而来的“比兴派” 与由南宋而来的“评点派” 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 应引起注杜解杜者足够的重视。
(二) 时代召唤杜甫
三四十年代是民族灾难尤为深重的时期， 杜诗的民族意识感召着人们， 战争促使人们去体验杜诗的精神。
如冯至《杜甫与我们的时代》 指出身受战争之苦的人们读“三吏” 、“三别” 之类作品， 感到句句真实， 并说《悲陈陶》 、 《悲青坂》 、 《春望》 等“正是沦陷区里人民的血泪” ， “我们读这些名诗与名句， 觉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 并且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 (1) 。
钱来苏《关于杜甫》 认为杜甫的“诗总是唤起朝野的人们赶快的把胡寇逐出中国去。
他的诗集里表现民族气节， 民族意识的作品， 是很多的” (1) 。
同一《解放日报》 上刊载了 焕南的《案头杂记》 ， 亦称杜甫“有极崇高的人格， 也就锻炼出他极伟大的作品” 。
翦伯赞《杜甫研究》 一方面认为“杜甫的诗是诗也是史， 是一部用诗歌体裁写出来的天宝前后的唐代历史。
” 一方面认为“杜甫不仅为自己的穷愁抑郁而哭叫， 也为贫苦大众， 为变局的时代而哭叫„„一直到现在， 尚能震荡读者的心弦” (1) 。
李广田《杜甫的创作态度》 以为杜甫的“创作态度” 是“为人生” 的， 其创作对象是“那时代的大多数人的生活” (1) 。
对杜甫的思想研究， 由于时代的刺激， 多侧重其儒家思想的探讨。
如黄芝冈《论杜甫诗的儒家精神》 将“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 视为杜甫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
“杜甫以稷契为心， 实是他轸念民生疾苦的出发点” ， 也是儒家精神的实践及杜以稷契自比的真切的解答(1)。
墨僧《杜工部的社会思想》 认为杜甫有“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的大同思想：
“与其说他是个诗人， 毋宁说他是个社会思想家” 。
这时期出现的抑李扬杜现象也是“时代使然” (动乱的时代更需要杜甫) 。
如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 肯定李杜以“特立精神” “推翻时尚” 的贡献。
而在诗歌创作上， 李白是一个“复古派的健将” ， 杜甫则“是诗国中一位狂热的革命家” (1) 。
由毓淼《杜甫及其诗歌的研究》 认为杜诗反映的是平民思想， 李诗反映的则是贵族思想。
上举墨僧之文则侧重李杜人生观相异的考察：
“李是出发于个人主义的„„杜甫则近于社会主义” ， “专门关心他人的苦乐。
” 傅庚生《评李杜诗》 以感情、 思想、 想像、 形式的主次关系， 真、 善、 美的浑同如一作为评论李杜的“客观标准” ， 其结果是：
“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 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 原因在于“生活态度的不同” ， 这直接导致了杜李诗风——“沈郁” 与“豁达” 的差异(1) 。
另外， 这一时期杜甫诗论批评已上升到理论阶段。
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 集解》以为老社“一生诗学所诣， 与论诗主旨所在， 悉萃于是， 非可以偶而游戏视之” ， 进而从前人论述中总结出少陵自况、 主旨在告诫后生、 少陵论诗谈艺之作、 不尽论诗亦论文诸
说， 探讨了 少陵论诗以“转益多师” 为宗旨， 多次强调“清新” 与“老成” 的互动关系(1) 。
罗庸《少陵诗论》 理出杜诗中论诗和涉及诗的 189 条， 论证了 “神” 与“兴” 的关系， “神” 的质素是“性情” 。
进而论述了 “动趣” 与“虚静” 、 “清新” 与“老成” 、意气与理趣、 法度与佳句的关系(1) 。
与罗文相类似， 金启华《杜甫诗论》 论述了杜甫的“学诗纲领” 、 作诗“原于有神” 、 论诗亦有指归等问题(1) 。
杜诗资料考据亦有新收获。
洪业《杜诗引得序》 是一篇较系统、 较全面的杜诗源流考证、 注本评介的长篇论文。洪氏以富赡的资料与所见版本为主要依据， 详细考辨了杜集由成书到注释、 评点、 批选的发展过程及诸本间的源流关系， 并对自宋至清的数十种杜诗注本作了 言简意赅的评价， 几成一部杜诗学简史。
程会昌(千帆)《杜诗伪书考》 对署名王洙《杜工部集注》 、 苏轼《东坡杜诗事实》 、 黄庭坚《杜诗笺》 、 虞集《杜诗律注》 、 杜举《杜陵诗律》 进行了 详细考辨， 征引了 不少颇具说服力的新材料。
二、 1949 年至 1976 年的杜甫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 受苏俄文艺理论的影响， 现实主义与人民性成了评价古典作家作品的两把尺子， 杜甫被送给了“人民诗人” 的桂冠。
1962 年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活动给杜甫研究带来了 一个短期的热潮， 一度被忽视的杜诗艺术研究受到重视， 然而不能排除迎合“两结合” 的东西。
由于政治的原因， 1966~1976 年出现了一个异常冷落时期。
特殊的时代出现了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 、 刘大杰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 杜甫章和梁效《杜甫的再评论》 等近乎畸形的论述。
(一) 新杜学的建立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大批研究者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建立新杜学， 出现了不少专著。
如冯至《杜甫传》 论述杜甫的生平与创作， 力求言必有据、 客观公允， 标志着杜甫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其“侍奉皇帝与走向人民” 一章已开后来“立场转变” 之先路。
傅庚生《杜甫诗论》 与萧涤非《杜甫研究》 两部力作都以现实主义、 人民性和爱国精神作为分析杜甫的新标准， 对杜甫和杜诗作了相当全面、 系统的研究。
傅著认为在安史之乱中， 杜甫一步步接近人民、 走向人民， 有一个由“阶级浪子” 走向人民的转变立场的过程， 因而其诗的人民性就表现于现实性和民主性。
又结合时代论杜， 对杜诗的主要艺术特征“沉郁” 进行了 颇为详尽的剖析， 探究杜诗中情思与所咏事物之间的契合关系， 确实为新杜学的建立做出了不小的努力。
傅著出版后， 曾在学术界掀起不小波澜， 商榷性的论文出现过不少， 但都没有动摇“杜甫是人民的诗人” 的观点， 因为“人民性” 与“现实主义” 在当时已成为评价古典作家的重要尺子， 正是在这时， 杜甫被送上了 “人民诗人” 的桂冠。
萧著则重视生活实践这一中介环节， 杜甫通过生活实践与人民交往， 体会人民的哀乐而接受其情感， “学习” 和采用“人民语言” ， 反映现实生活与人民疾苦。
萧著特意将杜甫困守长安时期独立析出， 认为这是杜甫靠近人民的一个契机， 贫困的生活使之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萧著指出杜甫仍属封建士大夫， 其思想根源是儒家入世有为的积极精神。
杜甫的思想处于忠君与爱民矛盾之中， 在特定条件下， “时危思报主” 与“济时肯杀身” 、 “日夕思朝廷” 与“穷年忧黎元” 之间存在着统一性：
“‘报主’ 之中有‘济时’ ， ‘济时’ 之中也有‘报主’ ； ‘思朝廷’ 是为了‘忧黎元’ ， ‘忧黎元’ 所以就得‘思朝廷’ 。
” (4) 又将传统的民胞物与的仁者精神提高到人道主义来认识， 并把它作为老杜的基本思想， 一部杜诗便是“我能剖心血„„一洗苍生忧” 的具体实践。
然而不可讳避， 由于文化思潮的影响， 两著在杜甫对人民的态度及李、 杜关系评价问题、 对个别诗的解析等方面都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
综观这一时期的杜甫研究， 学者们将杜诗的写实性由传统“诗史” 的认识提高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 无疑是一个进步， 冯、 傅、 萧的解析也基本符合杜甫创作实际。
但 20世纪 50 年代后期， 中国政治上的浪漫激情直接导致了 “革命的浪漫主义” 与“革命的现实主义” 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出现， 极大地影响到杜甫研究。
1962 年， 郭沫若在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诞生 1250 周年大会上开幕词《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 中， 提倡李、 杜结合， 将“两结合” 的影响进一步扩大(5) 。
纪念杜甫活动正处在一个特殊的、 敏感的时代， 报刊上有关杜甫的研究文章日渐其多， 角度新而广； 但不可否认， 这些论文都有意无意地不过多地触及杜诗中对于人民苦难生活的描述的内容， 浪漫主义的确压过了现实主义。
有的论文论述杜甫的思想与杜诗的成就。
冯文炳《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 集中论述了“杜甫之为人” 与“杜诗的成就” (5) 。
萧涤非《人民诗人杜甫》 称誉杜甫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之一” (5) 。
王水照《杜甫思想简评》 则指出以“人民性” 作为评价杜甫思想的“最高标准” 或“终点” ， 掩盖了其“思想的阶级实质” 的不合理性， 然而杜甫毕竟比他的前辈诗人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 。
对于其诗中出现的忠君和爱国思想相交织的现象， 应“细致而又严格地划清这两者的界限” ， 这才是“我们文学研究者的任务” 。
有的概述杜诗的艺术风格、 艺术特点， 如傅庚生《沉郁的风格， 闳美的诗篇》 、 吴调公《青松千尺杜陵诗——论杜甫诗歌的美学观》 、 蒋和森《碧海掣鲸手——杜诗的气魄》 、 安旗《“沉郁顿挫” 试解》 等(5) 。
王水照《关于杜甫诗歌艺术特色的一些评论》指出了 纪念杜甫诞辰 1250 周年发表的多数文章关于杜诗艺术特色研究的偏颇：
产生一些生搬硬套某些艺术原理的现象及将杜诗简单化、 机械化或繁琐化的倾向等。
有的趋于具体、 深细， 如夏承焘《杜诗札丛》 对“妇人在军中” 、 “杜甫无海棠诗” 的考辨及对旧注杜诗中“夹城” 、 “乐游园” 、 “大云寺” 错误的辨析等(5) 。
有的侧重于杜甫文学思想研究， 如马茂元《论〈戏为六绝句〉 》 理清了杜甫文学思想、 理论及其创作实践之间的关系， 肯定其在理论与创作上的建设性贡献(5) 。
萧涤非、 廖仲安《别裁伪体， 转益多师》 指出杜甫从“别裁伪体” 与“转益多师” 两方面营造诗歌， “在思想内容(气质风骨) ” 、 “声律形式上， 他比其他诗人探求得更精更细” 。
他既是诗...